疼痛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症状，它是个体由现实的或潜在的组织损伤所引发的一种主观上不愉快的感觉和情绪体验。疼痛也是机体的警报系统，机体可根据疼痛做出防御性的保护反应，从而避免危险。但是，当疼痛持续，发展成为慢性病程，则会对个体心理和身体造成巨大的损伤，使患者减少活动、悲观、沮丧、丧失自信心、增加挫折感；如不及时纠正，会引起严重后果，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些关于疼痛障碍的医学知识。
      **疼痛障碍发病机制**
      疼痛形成过程中有生物心理-社会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
    （一）社会心理学因素
      1.认知态度 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习得对疼痛的信念、评价以及应对策略，这些都对疼痛的发生、发展及表现形式有重大影响，且有很大个体差异。不同的认知性评价，会造成面对疼痛的不同体验和反应。慢性疼痛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为20%-25%，慢性疼痛患者约占门诊患者总数的13%，且相当一部人并无引起疼痛的器质性疾病基础。慢性疼痛患者常有负性期待(negative expectation)，对控制疼痛缺乏自信，在研究疼痛信念及其与应对策略间关系时发现，主诉疼痛愈严重和痛苦愈大时，其自我陈述、负性社会认知得分愈高，这说明负性思维能影响个体对疼痛的感知。
      2.注意分配 注意力集中到疼痛部位，则痛感强烈或疼痛持久；转移或分散注意力，则可使疼痛稍减。
      3.情绪状态 情绪与疼痛具有共同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情感活动密切相关的脑部区域也与疼痛信号调节的脑干结构关系密切，慢性疼痛和情绪均会改变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大量临床研究发现，在使用抗抑郁药物后，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提高可降低慢性疼痛程度。而情绪问题可以加剧疼痛体验，例如焦虑、抑郁等。严重或持久的情绪应激还常引起一些疼痛性病理改变，使旧的疼痛复发，同时还会引发新的疼痛。
      4.文化背景 文化背景对伤害性刺激防御反射无明显的影响，但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对疼痛的认识、耐受性有差异。汉语里有非常丰富的词语用来描述与疼痛相关的生理或心理态，也将躯体的痛与心理、社会意义上的痛苦和苦难相联系，从中即可看出古人对疼痛具有的心身医学意义已经有所了解。例如，遇到麻烦、困难人们常常会说“这个事让我头疼(或心疼/痛心肚子疼)!”；经受挫折后反思经验教训，产生的认识叫做“痛定思痛”；形容不会整体思维、思想狭隘和技能单一的医生为“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等。
    （二）人格特征 使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调查发现，神经不稳定（N分高）者情绪脆弱，对疼痛的主诉较多，易产生神症的各种表现；外向（E分高）者情绪易冲动对疼痛症状有所夸大，但能耐受疼痛，心理障度也较轻；高敏感性及内向性格的人躯体感觉阈值较低，也与疼痛的发生有关。
    （三）生物学因素 疼痛与遗传易感素质有关。研究证明，慢动能性疼痛患者的阳性家族史明显高于器质性疼痛：多因素分析显示，家庭遗传史与疼痛量呈正相关。
      **疼痛症状的心身问题**
      在临床工作中，患者更习惯于向医生陈述其身体的不适症状，但往往会忽视症状背后的潜在意义。中国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强调基于尊卑等级意识的礼仪、克制、忍让、和为贵，因此在人际互动中尽量避免直接表露喜怒哀乐及爱恨之情，对疼痛的表达也受到人际环境的影响，不甚直接。中国人习惯于压抑情感,过多的压抑会导致恐惧、妒忌、自卑等各种负性情绪,这些负性情绪是神经质的、使人没面子而羞于表达的,所以势必导致个体更强的排斥、抑和否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其结果是方面压抑的情绪导致躯体化症状；另一方面他们正好用躯体化症状堂而皇之的去求医问药，从而避免暴露内心情感和冲突。需要注意的是,慢性疼痛常因为心理应激、个性、行为和疾病状况而使病情复杂化，增加了诊疗的难度。
      系统思想指导下的心身医学理论认为，由所谓“被认定的患者”表达出来的疼痛，可能是一种反映人际系统功能发生变化的信号，例如另外的家庭成员有更严重的疾病、家庭成员之问存在关系问题、或者患者在工作机构遇到麻烦等。
医生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角度探讨疼痛背后所蕴含的信息和含义。现代医学在诊疗过程中已经不再把身心割裂来思考，生理上的疾病，往在可以探查到背后的心理、社会因素，甚至一些与器质性问随不匹配的剧烈疼痛，从心理角度入手也可以能得到一定缓解。